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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平乐》干货:三度被贬十载沉浮 狂傲与豁达碰撞出的苏轼文风

《清平乐》中,自从苏轼上线以来,就开始带着自己的弟弟苏辙开始了对欧阳修的追星之旅。每每看来,苏轼的性情也着实可爱。而且在欧阳修被学士围攻时,苏轼出面为其解围,这也让欧阳修看到了苏轼的非凡才华。可以说,苏轼的登场,也在《清平乐》中为我们呈现出超越了晏殊、欧阳修的有宋一代最重要的顶级文士的风采。

而苏轼,也绝对当得起这样可以和屈原、李白并肩的响亮名头。

苏轼的最大成就,是他豪放词派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身份。在早期,词是“艳科”,也就是说刚开始的词只会写一些绮丽缠绵,却不登高雅之堂。而苏轼,却为词境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男子豪迈气魄,真正使宋词从市井俗魅之流提升到了文人雅士之列。

苏轼才华极为横溢,宋仁宗时期,仅 22岁就已高中进士,更令人惊讶的是,4年后,他又在“制科”考试中与弟苏辙一同登科。在这时,别人家的孩子不是一个,而是同时有了两个,还让不让隔壁邻居家的娃子活了!

欧阳修叹苏轼为“自前未有,盛事盛事”,仁宗皇帝也对苏轼的才华有着极高的评价,赞其有上佳的宰相之才。然而,就是这样天纵英才的少年,此后却屡屡遭遇宦海沉浮。

苏轼年少成名,怀抱“致君尧舜”的政治理想,曾说过“使我不言,谁当言者”的话,和孟子的“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?”如出一辙。可以说,苏轼和孟子的自信,源自对使命的承担,源自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”的气概和心胸。但是另一个角度看,苏轼的这种狂傲,与朝局是格格不入的,这与他后来被贬,也绝对有着前因后果之关系。

苏轼在其晚年的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中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: 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.”这里的黄州、惠州和儋州,正是是苏轼一生中3次遭贬的地点,而这3次被贬,共计长达10年之久。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岛,值得一提的是,现在的旅游胜地海南,在没有空调又有琼州海峡阻隔的古代,是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。苏轼在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吟道: 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! ”正如诗句所言,苏轼把每一次贬谪,都当成了人生中的一次“游历”。

这3次被贬,并不是苏轼本身为政除了什么问题,而完全是大环境所致。首先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,我们知道,凡是变法都会动荡朝局,并影响到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。苏轼在当时已是文坛领袖,受到士人的追捧,所以他对于变法的抨击,就让变法的这些人如芒在背。

苏轼调任湖州后,给宋神宗写了《湖州谢上表》,文中苏轼又批评了新法,但是这一次,他就被人抓住了把柄。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说苏轼“愚弄朝廷,妄自尊大”然后行舒亶又从苏轼的《山村五绝》、《八月十五日看潮》、《戏子由》这些诗中挑错,断章取义污蔑苏轼诋毁朝政,请求严办苏轼,这就是有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究其原因,本案只是一次文字狱罢了。苏轼由于“乌台诗案”,被贬到黄州,这是其第一次被贬。哲宗年间,朝廷恢复新政,旧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就被大加整治,苏轼亦是首当其冲。自4月起,朝廷连下5道谪令,一贬再贬。短短5个月内,苏轼从国家大臣变成了朝廷罪人被贬惠州不得参与公事,朝廷中已不见支持苏轼的人,这无疑将苏轼手中点权力完全剥夺。苏轼时年已59 岁,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难免让人悲叹。

但是苏轼这个人豁达,而且是历史级别的豁达。即使是被贬,也是洒脱自适,安之若素。在发配岭南的途中,苏轼受表兄程之才的邀请,来到广州相聚。随后又慕名来到南海神庙拜谒。南海神庙西侧有一名为章丘的小岗上立有一个小亭,由于苏轼提写的《南海浴日亭》一诗而改名为“浴日亭”,位列宋元时期“羊城八景”之首。

被贬的日子无疑是艰苦的,但苏轼却能从容淡定地继续生活下去。他在《和陶游斜川》诗中写道: “谪居淡无事,何异老且休”。他把被贬看作是一种闲淡的老干部退休。

正是这种内在的乐观精神,才使得苏轼能在被贬时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千古名句。

但是苏轼的这种超脱的性情又为他带来了祸事,朝中不想让他有好日子的小人们,便欲致苏轼于死地,于是立刻将61岁的苏轼贬到了海南这个化外之地。

可以说,正是一次次被贬,使得苏轼的境界一次次得到了提升。苏轼被贬于黄州,躬耕于东坡,自称居士。

居士是佛教用语,意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。东坡居士,也是苏轼被贬黄州时的自号,从这一自号来说,苏轼那时已与佛家结缘。

其实,苏轼与禅的因缘,毫无疑问与他的际遇有关。被贬后的苏轼过着“无案牍之劳形”的闲赋生活,将身心寄于佛禅之下,也掀起了人生创作的高峰。在黄州时期,苏轼与佛禅有关的诗文就有90首。

苏轼一生作品极为丰富精美,各种文学品类也都极为出类拔萃,而且很能看到佛禅的痕迹。可以说政治不得志成就了苏轼文学艺术上的春天。因为有大量闲下来的时间,所以在文学的创作上,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揣摩佛禅的精髓与文学艺术的融合。

例如苏轼在《答毕仲举书一首》中写道:“佛书旧亦尝看,但暗塞不能通其妙,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。”书中提到的通过修禅,从而认识到自己的际遇和老友之间,也还是一种因缘。这一点,就与佛家不谋而合了。

与禅佛结合,苏轼找到了一种静的体悟。《耆旧续闻》记载,朱司农载上尝分教黄冈。时东坡谪居黄,未识司农公。客有诵公之诗云:“官闲无一事,蝴蝶分上阶。”东坡愕然曰:“何人所作?”客以公对,东坡称赏再三,以为深得幽雅之趣。异日,公往见,遂为知己。自此,时获登门。

由此可见,苏轼心中的闲适,文中也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逍遥自在的洒脱之人的形象。除了禅,苏轼亦问“道”。苏轼与庄学结缘,故而其常有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的感慨,“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长江万古流”更让他生出人生如梦之感。又如《西江月·中秋和子由》中的“世事一场大梦,人间几度新凉?夜来风叶已鸣廊,看取眉头鬓上”,是其人生不过几度秋,如梦人生不过一片虚无的嗟叹。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苏轼的庄学造诣。苏轼在大起大落中逐渐参悟道的真理,用随遇而安的心灵支撑着他度过一个个寂寥的夜晚。

面对名利时,苏轼说:“蜗角虚名,蝇头微利,算来着甚干忙?”句子里,“蜗角虚名”就出自《庄子·则阳》篇,苏轼在运用老庄方面,亦是游刃有余。

苏轼常用道家的逍遥诠释自我,他在《书双竹湛师房二首》就说:“我本江湖一钓舟,意嫌高屋”。他说自己是一叶扁舟,不愿受发的高处不胜寒的约束。

苏轼的高明在于他洞悉了世事无常,却并不消极,而是能在困境中寻到无穷快乐,被贬后的苏轼是“虑有所定,神有所归,心有所寄,灵有所托”了,可以说就是被贬后的境遇,让他收获了文学上的丰硕成果。

最后在流落海南岛的时候,苏轼己进入暮年,是个垂垂老矣的老者。而就是在这样的极度成熟的心境下,他才能站在人生的高度看待生命,甚至超越荣辱生死 。

滴居檐州期间 , 苏轼在《别海南黎民表》中写道:我本海南民,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,譬如事远游。平生生死梦,三者无劣优。知君不再见,欲去且少留。

他索性就把海南当成了故乡,当人生 的变化产生有所矛盾时,他用一种大智慧,适应并抹除了由此带来的痛苦。

南唐词风婉约,如柳永“今宵酒醒何处,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就是无比的缠绵悱恻,表达了似水柔情的离愁别绪。苏轼前期的文风与此相似,并没有摒弃南唐词的锦绣华美。如苏轼在《一斛珠·洛城春晚》中写过“烛下花前,曾醉离歌宴。自惜风流云雨散。关山有限情无限。待君重见寻芳伴。为说相思,目断西楼燕。” 烛前吗说不尽的相思道之情,一如年少苏轼与王弗之间的爱情。淡如水也温柔似海,温柔似水充满了人间烟火。

入仕后,苏轼的词风极尽豪放,壮志难酬的他会说“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”,一改过去的粉妆气,流露出大男子的豪迈气概。

苏轼遭受牢狱之苦,苏辙的大义令他动容。于是苏轼在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中写道: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,以此诉说他心中怨念和相思。但他又说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句中的清冷孤寂扑面而来,也看到了苏轼“淡泊平和”的世界观。

毫无疑问,初年时胸中有无限抱负的苏轼,在被贬后必定是经历了巨大的心灵创伤,但是他在种种挣扎后,终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。作为结尾,我们以其在被贬黄州时创作的千古绝唱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来静静品味苏轼的这种变化。

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,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。

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,多情应笑我,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,一尊还酹江月。